张绿苗 江泽南  陈滔  华文教育与社会流动:基于侨办院校境外生家史的调查
发布时间:2014-10-01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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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与社会流动:基于侨办院校境外生家史的调查

张绿苗 江泽南 陈 滔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2级社会学本科生)
指导老师:林少真
 

摘 要:华文教育一直是国家侨务工作的重心,对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将研究重心从华文教育体系本身转向华文教育的受众群体,通过对国家侨办院校20位境外学生的家庭史分析,分析华文教育对于境外学生群体的家庭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借以认识华文教育积极与不足的方面。研究认为,华文教育通过增进境外学生群体的文凭与技能,促进境外学生群体家庭代际间的向上流动。不过华文教育本身应该考虑境外群体的家庭特征,从而有针对性地提高华文教育质量,扩大华文教育影响。

关键词:境外学生,社会流动,华文教育

 

当前侨务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据估算,中国海外侨胞总数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00多万发展到5000万左右[1]。因此提高华文教育质量,扩大华文教育影响,成为侨务机构尤其是侨务高等院校的重要工作内容。本文尝试从将研究重心放在华文教育的受众群体上,分析他们的家庭特征有哪些,他们的家庭流动经历如何?华文教育在其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怎样?针对这些问题的探索研究,认识华文教育对于受众群体的影响,从而为完善华文教育提供建议。一、文献综述

关于华文教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华人华侨研究、华文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有所涉及。通过文献回顾,已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一) 关于境外生华文教育体系的研究

学者研究了境外生内地求学的适应性机制,并对华侨高等院校的教育模式提出了一些建议[2];有学者通过探讨华文教育的演进历史与政策,提出了构建华文教育互动发展的运作体系[3];根据前来大陆求学的港澳台侨新生代的特点,思考要做好统战工作[4];王焕芝以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为研究个案,在关于华侨高等院校教育理念发表了一些意见[5];通过指出内地高校境外生教育现状[6];学者们还关心在教育理论的视阈下的境外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母语安全教育,丰富了有关华文教学管理体系的有关研究[7]。这些学者从各个角度出发,探讨了现有境外生华文教育的优势与弊端

(二) 关于境外生对国家认同感的研究

有学者以“暨南大学中国文化之旅”为例,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了港澳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8];以广州高校港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该类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并提出了加强国家认同感的对策与建议[9];还有学者调查分析了暨南大学境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10]。

(三) 关于境外与内地大学生教育的比较研究

特殊的高等教育模式中,内地与境外生的文化交流和冲突是一个显著的现象。学者们通过测量内地港澳生各自的学习风格,希望设计出一个更加可靠的测量工具,尊重多元文化的存在,从而推动高校“一校两生”学习模式的调节,实属必要[11];也有学者对比境内外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和人际归因比较,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从而更好地促进对境外生心理素质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12];胡涤非认为,境外生与内地生的政治态度存在差异,针对其不同的特点进行政治教育,有利于政治文化的整合[13];有学者剖析了内地境外生的姓名用字差异,总结了传统文化中是我稳固性因素,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钱奠香、李殿臣,2009)。

以上说明,当前华文教育研究固守于华文教育模式本身的完善,侧重境外群体的中华文化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关注华文教育对境外群体的文化整合和国民认同产生的积极作用。然而很少有研究根据受众群体特征来分析华文教育对受众群体的影响,认识华文教育对受众群体的生活改善和社会流动所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华文教育的研究仅仅关注华文教育体系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华文教育只有在切实对受众群体的职业获得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帮助,才能得到受众群体的认可,才能扩大华文教育的影响力和增强对华文社会的认同。本文尝试将研究重心从华文教育体系本身转向华文教育的受众群体,基于境外学生群体的家庭史分析,探索他们的祖辈、父辈以及自身各自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经历,分析境外学生群体的家庭流动过程以及家庭流动的发生机制,从中挖掘华文教育对于境外学生群体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作用,借以认识华文教育积极与不足的方面。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家史调查,以深度访谈的方式前后调查华侨大学来自港澳的20名学生。其中男性12人,女性8人。在校学生16人,参加工作4人。来自社会学专业6人,对外汉语4人,建筑学3人,土木工程学3人,哲学1人,城市规划2人,境外预科1人。

访谈内容包括祖上家庭情况,家庭主要成员尤其是爷爷、父母的职业,教育程度和生活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或者现有职业状况,主要通过家庭史来展现一个家庭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移民和社会流动的过程,注重家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把相关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基本问题贯穿在调查中,访谈过程中注重调查者与被访者之间的互动,从中也可把握被访者的态度与心理认知情况。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了访谈过程的录音,每次访谈大概持续在两个小时左右,访谈结束后对资料进行了整理,并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资料的部分删选。为充分尊重和保护个案,本研究采取匿名的方式。

下文中所出现的第一代移民是指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自己去港澳地区的那一代人,又称祖辈;第二代移民是指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又称父辈;第三代移民是指第二代移民的子女,又称我辈,三代之间在移民的进程中通过移民身份的获得从而产生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三  代际之间:境外学生群体的家庭流动过程

 

(一)祖辈的社会流动:讨生活中寻求跨境合法身份

“移民,是指个人或团体从一个社会移到另一个社会,此改变通常包括放弃旧的社会环境而进入不同的社会环境”[14]。境外移民的形成受到国内经济与政治环境及相关移民政策的影响,解放之初,香港经济突飞猛进,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澳门也不断的改善港口与城市环境。第一代移民在战争年代的逃难与跨境到港澳寻找生计,几十年来他们为了实现梦想,付出了汗水、泪水甚至生命。在无文凭无技术同时又无合法跨境身份的条件下,只能从事体力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通过勤奋工作维持家庭生计,并获得合法身份。其实他们到港澳地区之后从事一些最底层的苦力活动是有原因的,一是没有技术,当时的情况下,逃港的人们在内地根本就没有学技术,如果他们有学习技术的话,他们也不会被逼到冒着危险去港澳地区寻求生路。二是即使有技术、是怀着对港澳地区的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向往而去到港澳地区的,当时刚去的时候并没有拿到合法的当地户口,根本没有好公司或者工厂敢去聘用他们的。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勤劳,干一些最底层的体力以保证当时的生活需求。为了更好地说明情况,下面是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案例访谈结果:

"爷爷大约在解放战争前后,从东莞逃难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之后爷爷因为文化程度一般,而且一无所长,所以就从工地工人做起,他很勤劳、上进,大约50年代当上了监工,经济状况慢慢改善。同时娶了我的奶奶。奶奶也是没有什么特长,家庭条件也不太好,属于来香港打工的。所以他们当时居住在香港最有名的贫民窟“九龙城寨”"。(被访者21岁,来自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从50年代开始,内地居民来往港澳实行通行证管理[15],内地居民到香港的管理,从建国以来的整体趋势看,是政策的逐步宽松透明。与港澳为邻的广东省以及沿海的福建省等地区人口呈现出向港澳的流动趋势。即使有些个案的祖父拥有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高学历或者高文凭,也会因为无合法跨境身份而无法从事符合他们学历的工作。
个案A(23岁,华侨大学机电学院):“爷爷的高中文化程度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而且有一些积蓄,所以就开了一家书店,生活在当时来看过的还不错。期间爷爷有尝试着去学校应聘教师的职位,因为没有港澳居民证,而且身体也不太好。后来又继续开书店。”

从 60年代至70年代间,内地发生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80 年是战后移民的一个分水岭。香港1974 年至1980 年之间实施抵垒政策,尽管采用了强硬的措施来抑制来自内地的非法移民,这段时期进入香港的非法移民达到了高峰。1975—1980年期间,几乎一半的移民是没有合法证件的非法移民[16]。1980 年取而代之的是即捕即借政策,即任何非法移民一旦被捕随即被遣送回内地。澳葡政府面对非法移民的强大压力,在80年代和90年代曾先后三次特赦[17]。

(二)父辈的社会流动:获得合法身份后稳定境外生活

据斯达克和布罗姆的移民新经济学理论,迁移不是有单个行为者决定的,而是一个家庭的的集体行为,移民的主体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其目的不全在于工资收入,更主要的是为降低个人生存风险,谋求更多的生活和发展资源,因此,家庭中有一个成员成功的移民到高收入地区,必然带动整个其他家庭成员的迁移,这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开始较小,越开越大,甚至可能引发雪崩[18]。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在获得合法身份保证的基础上,意味着他们可以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和民生保障,可以接受当地教育,包括少量的大学机会。并且获得职业培训和正式的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险。从事技术工人和低层白领工作(销售工作)。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较之上一代有所提高。也有少部分的第二代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身份,开始走上经商之路,开始为移民家庭第三代子女铺上更为平坦的发展之路。下面是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案例的访谈结果:

个案B(21岁,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我爸在香港有学维修冰箱之类的家电,由于有这个技术,而当时的香港是读书出来的比较多,但是比较缺技术工人,那时候他在香港比较容易找工作,并且收入也有保障,政府也会给我们也提供基本公民的福利和保障。”

个案C(20岁,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80年代末,母亲找到了一份相对之前比较好的工作——推销,是推销咸鱼和酱料的。这个工作给母亲带来了一次去香港出差的机会,正是这次机会,母亲认识了后来的合作伙伴。在做推销工作的同时,母亲经营了一家宠物店,生活也开始慢慢的变好。不过好景不长,由于没有经验,自己的知识水平也不高,母亲的宠物店在货源上出了问题,被人给骗了,买进来的货源大多已经染病,很快宠物店就关门了,这下比以前的积蓄也亏了。90年代初,母亲通过在香港认识的那位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来开始做饮食方面的生意。一直到现在,母亲还是在做饮食,不过现在比以前稳定了许多。”

在第二代移民中,随着港澳经济的发展,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去向,同时经济因素并不是选择工作的唯一因素。其中一位被访者说:“尽管有工作但差不多定期都会换,印象中好像换过六七次,后来我上大学之后我爸可能觉得花费高了,然后就决定要负责我们的费用了,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时间比较固定,朝九晚五,工资也比较固定,福利也比较利也比较好,如果请假还可以按工资的七折算给员工,刚好他也是通过朋友介绍。”

(三) 我辈的社会流动:合法身份优待下获得境内教育

国内对境外身份优待基础上的多种资源利用。首先是经济相对有保障下的教育选择,最后是工作取向走向白领工作职务(访谈中被访者的工作情况)。结合港澳大学生的升学状况,好的出国,一般的留港,差的国内读。考虑到经济因素以及学习成绩,这些大学生选择境内的侨办院校读书。由于侨办院校对境外生身份的优待,境外生把自身政治资源通过资源转换,结合自己的升学情况,考虑到经济因素和学习成绩,在华文教育的大背景下,为自己找到了通过教育得以向上流动的机会,在未来的职业选择中的定位明显高于父辈。以下是几位被访者的访谈内容节选:

个案D(被访者25岁,毕业于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澳门的大学很少,当时还没有建筑这门专业,而且感觉澳门的大学学习环境不是特别完善,身边认识的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去台湾或者内地。若是不知名的学校,澳门人考内地的学校会比内地生容易,但若和考像清华北大这类著名的学校来比,澳门人考澳门的学校要容易很多。华大跟暨南很特殊,对港澳生政策很宽松,招的港澳生很多,人多便比较容易进了,而华大建筑学比较有名。原本当初是想通过内地高考考东南大学,但没有考上,虽然被深圳大学录取,但是专业是生物技术,于是便放弃了深圳大学,报了华大暨南的两校联合招考,由于建筑学而在两校之间选择了华侨大学。”

个案E(22岁,华侨大学土木学院):“我知道自己要留在香港上大学会比较难,于是我就有了来内地读大学的念头,我家里人也没有反对。我本来是想去暨南大学的,但是当时结合我的成绩状况,老师也告诉我,我来华侨大学被录取的机会会比较大,于是我就填报了华侨大学。”

个案F(19岁,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我从小就在澳门比较好的学校读书。但是我在澳门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高中毕业时,考虑到经济因素以及自己的学习成绩,知道自己出国无望,留在澳门本地高校的希望太渺茫,同时了解到内地高校对港澳台的招生优惠政策,便申请保送内地华侨高校——华侨大学,华侨大学的毕业证在澳门是被承认的,我申请保送也很顺畅的被批准了。”
    大多数受访者考虑到自己的成绩,同时内地高校也都对境外的学生有优惠政策,走上了内地求学之路,他们来到内地的一些侨办高等院校后,对未来的发展还是很乐观的。他们都以华侨子女的身份接受了内地侨办大学华文教育,但是当他们来到内地大学读书时,都会遇到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他们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这个新环境。在他们毕业回到生源所在地后大多也都能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四 华文教育:改变境外学生群体的社会流动机制

美国现代学者布莱克(CE·Black)曾经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大转变是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出现了人类;第二次大转变是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大转变则是世界不同的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而我们的境外移民家庭一般在祖辈时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是带着对工业社会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向往而通过一些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去当时已经工业化的港澳台地区,等于直接从农业文明进入到了工业文明,从农民阶级进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同时从内地来到港澳台地区的这些人保留了在内地养成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当地从最底层的劳动做起,一步一步的在当地站住脚,站住脚之后则是把家庭整体带到港澳台地区。再到下一代的时候,就会有机会参加一些简单的技术培训,少数甚至拿到了大学深造的机会。在代际之间,不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社会流动现象都比较明显。

吉尔伯特(Jilbert)和卡尔(Kahl)将决定社会阶层的因素分为三类:经济变量、社会互动变量和政治变量。经济变量包括职业、收入和财富;社会互动变量包括个人声望、社会联系和社会化;政治变量则包括权力、阶层意识和流动性。在第三代境外移民家庭中,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从访谈得到的资料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境外移民家庭无论是经济变量、社会互动变量还是政治变量都已经大幅度的得到了提升。他们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改变,代际之间发生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而前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后者。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当代社会流动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第三代移民家庭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是伴随着父辈之前所做的积累,带来个人生存风险的降低,使自身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加上自身所做的努力,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从家庭的迁移史看出,政治身份的获得是第一代移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是留给第二代移民乃至第三代移民的重要资源。这种政治资源带来的各种资源转换,首先在第二代移民身上有所体现。首先他们可以享受当地的福利与民生保障,其次可以接受当地教育,获得职业培训和正式的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险。第二代与第一代最明显的变化,是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之第一代有所提高。而根据低社会地位恶性循环理论,强调教育是摆脱低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从家庭迁移史中可以看出,第二代移民也是符合以上理论。在合法政治身份与教育优势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的略微改善三个条件下,第二代移民绝大多数并未从事无技术体力工人的工作,总体呈现向上流动的趋势。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社会结构日趋稳定,阶层自身出现了代际复制现象,特别是职业地位、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现象(父辈的弱势地位严重影响了子辈地位的提升)明显。这在第三代移民的同龄人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第三代移民在祖辈与父辈的基础上,他们的政治身份获得了更大的优势,特别是随着港澳的回归与华文教育的推广,呈现出境外与境内双重的优势。

大陆侨办院校对港澳境外生的教育优待,可以让因为经济因素(不能出国)和成绩因素(无当地学校可上)的境外学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华文教育显著改变了代际复制现象,从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给了他们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从当地的无学校可上,到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学者戈德索普注意到了体力工人阶级与非体力的中产阶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基于体力与非体力这一基本区分设计了当时被广泛加以使用的职业地位量表。即用是否从事体力工作来划分职业地位,而从家庭访谈史中可以看出,从祖辈的无技术体力工人——父辈的技术工人或底层白领——我辈的白领工作。与祖辈、父辈的工作经历与社会地位相比,从体力工作向非体力工人的转变,这是社会地位上升的重要界限。 

所以说,华文教育改变境外学生群体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其社会地位呈现上升趋势。

五、结论与讨论:华文教育的优势与不足

从我国的社会历史经验来看,学校教育在整合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塑造社会成员对主流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的认同意识以及社会成员的民族意识、公民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校的华文教育,明显使港澳学生对我国主流社会文化与价值观有了一定的认识及产生共鸣。民族意识显著提高,从原先盲目的只是知道与了解自己的血缘,到产生极大的爱国热情。

第三代移民所受华文教育,不仅学会了汉语知识,更加强了他们的中华文化素养,这其中既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也包括对当代中国现实国情现状的了解。在接受中华文化教育的同时,也了解与掌握了多元化的语言文化,使他们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有更大的优势[19]。同时,从被访者处得知,华侨大学的学历在港澳地区是普遍被承认的,有些学科(如建筑学、土木工程学、对外汉语等)的毕业人才是非常受欢迎的。另有统计资料显示,50年来,华侨大学共为澳门培养6000多名各类高级人才,其中60多名华侨大学校友在澳门特区政府出任局厅处等中高级公务员职务。澳门建筑师协会50%以上会员是华侨大学毕业生,澳门纪律部队中15%的人毕业于华侨大学。(以上资料来自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但是,华文教育偏重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功能,对于教育本源的技术培训与能力提升关注不足。境外生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有明显差异,但对境外生的矛盾根源来自文化差异。境外生在居住国受到多年形成的价值观影响极大,试图让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几年学习中统一思想,可能是矛盾产生的原因所在。境外生身上的西方文化和现行的东方文化的冲突,直接导致了部分境外学生在学校抵制排斥所受的教育,加上他们本来就不一定都具有最优秀的成绩。一般情况是进入大陆后的一二年级学习受到多种挫折,这种挫折加深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怀念,也加剧对东方文化的抵触。甚至影响了专业技能的学习。这也直接导致了少部分学生出现辍学、退学等现象。

提高华文教育质量,扩大华文教育影响,一直是国家侨务工作的重心。然而重视华文教育对境外群体的文化整合和国民认同产生的积极作用。而很少有研究根据受众群体特征分析华文教育对受众群体的积极影响。我们认为,华文教育的研究关注仅关注华文教育体系本身是不够的,还要关注接受华文教育的受众群体的接受水平与教育需求。

从访谈中可得知,调查中的被访者家庭,从祖辈开始就在谋求生计的过程中致力于寻求合法移民身份,而在父辈阶段开始获得稳定合法的移民身份,这又促进学生群体能享受华人华侨身份带来的政策优惠与高等教育。因此华文教育的受众群体多是与大陆文化与血缘相通的移民群体,更愿意让子代接受同根同源的华文教育。不过考虑到这部分群体家庭的社会位置不高甚至偏低,他们的教育需求不仅仅是对文化整合和产生国民认同,还需要配套的技术培训和能力提升。使自身在文凭社会中能够有一席之地,增加就业宽度和广度。

那么推广华文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教育体系内容设计要符合这些群体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层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将华文教育的影响力扩大到非移民人群和境外中高社会地位人群。

 

参考文献

[1]解析中国“新移民图谱”:专访国侨办主任李海峰,http://news.hexun.com/2012-01-17/137356412.html.

[2]赖章荣:《港澳学生在内地高校求学的适应性研究》,中国成人教育,2008.

[3]陈真:《国际化背景下华文教育发展趋势及影响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

[4]叶勤,庄汉文:《关于做好来大陆高校求学的港澳台侨新生代统战工作的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

[5]王焕芝:《华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的院校研究-----以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为个案的研究》,皖西学院学报,2008.

[6]赵威,辛斌鸿:《内地高校加强对境外生教育和管理的探索》,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7]王雷:《境外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探究,实践与探索》;胡萍,华侨大学境外生语言现象例析,泰山学院学报,2012(04).

[8]洪莹:《内地港澳籍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感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青年探索》,2011(3). 

[9]余伯俊,陈诗诗:《在穗高校港澳生国家认同感调查与分析》,专题研讨.

[10]杜艳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对暨南大学境外生的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报.

[11]孙艳艳,郑鹏辉,刘金定,吴华妹,《港澳与内地大学生学习风格量表的设计与开发》湖北函授大学学报,第25卷,2012(10).

[12]张灯,邹琍琪,陈君楣等:《境内外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现状和人际归因的比较研究》,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

[13]胡涤非:《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比较》,高教发展与评估第28卷,2012(03).

[14]廖正宏:《人口迁移》,三民书局,台北,1985,第2-3页.

[15]徐燕琳,王永民:《论一国两制下的粤港人口迁移》,政法学刊,第21卷,2004(04).

[16]罗小锋:《移民控制、家庭策略:香港—内地跨境家庭研究》,西北人口,2008.

[17]《新来澳定居人士的生活状况和需求》,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 ,2010.

[18]同14.

[19]刘慧:《开拓华文教育新思路 共谋华文教育大发展》第四节国际华文教育研讨会综述,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2004.

 

《天人之际》第十期 第6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