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苑华:家庭伦理:黑格尔与马克思
发布时间:2010-01-12 浏览次数:167

家庭伦理:黑格尔与马克思 

吴苑华

(复旦大学哲学流动站博士后 200433,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362021)

  :黑格尔曾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和家庭的关系哲学中考察了“家庭伦理”问题,提出一套抽象的家庭伦理生活观。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家庭伦理”观是颠倒的抽象的,必须在唯物主义世界观中获得改造,确立科学的“家庭伦理”观。马克思提出:是家庭生活而不是其概念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家庭生活的现实性表现在自然性与伦理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是幸福与不幸福生活的矛盾体;在市民社会中,家庭生活的不幸则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开展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建立真正的家庭伦理生活的合理选择。

关键词:家庭伦理,伦理生活;生活哲学;黑格尔;马克思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我国社会的家庭生活方式正处于转型时期。从社会生活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种腐败现象严重侵蚀社会公平体制,腐化人们的伦理生活观念,直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道德滑坡现象。从家庭生活看,现今日常生活不再以家庭为中心,而是生活本身中心化,“家庭的”生活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过渡”;不少婚姻状况令人担忧,安全度大大降低……这些情况集中地说明不少家庭的道德生活大幅度“缩水”,呈现扭曲势头,在不同程度上误导年轻人滋长不健康的家庭观和婚姻观,干扰着家庭生活的和谐发展。于是,人们纷纷从“生活伦理”、“家庭伦理”、“婚姻生活”角度思考这一社会问题。我们是否意识到,今天的家庭生活状况表明马克思的“家庭伦理”思想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可是,马克思“家庭伦理”观的本质内涵在我们视野中显得晦暗不明,其当代价值也被遮蔽了。

一  黑格尔确证“家庭伦理”观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家庭伦理”观时,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并在唯物主义世界观上使之主题化。那么,黑格尔如何确证自己“家庭伦理”观呢?其实质是什么?马克思如何批判了黑格尔“家庭伦理”观?

首先,黑格尔解释“家庭”概念的基本涵义。他说:“家庭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完成起来的:(一)婚姻,即家庭的概念在其直接阶段中所采取的形态;(二)家庭的财产和地产,即外在的定在,以及对这些财产的照料;(三)子女的教育和家庭的解体。”[①]依他之见,家庭即是婚姻、财产、教育构成的“共体”。家庭在于家庭概念经由“婚姻”而成为实体性存在。婚姻是家庭概念的外在环节,家庭概念则是婚姻的精神。财产和地产则是家庭概念的外在“定在”,使家庭成员“转变为对一个共同体的关怀和增益”[②],而且这种“关怀和增益”也会转变“一种伦理性的东西”。同样,子女的教育是家庭的重要构成部分。教育子女是父母完成自己的对象化“定在”,是一种“伦理性”关系。于是,黑格尔归结道,家庭不只是一个“共体”,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的共体”,即“作为直接的伦理的存在”,家庭“之所以在其本身之内是一伦理的本质,并非由于它是它的成员们的自然的关联,换言之,并非由于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个别的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③]而是个别与整体之间的直接关系,家庭伦理应当“设定为个别的家庭成员对其作为实体的家庭整体之间的关系。”[④]个别的家庭成员只有在家庭“共体”中才能获得“伦理性关系”,也只有考虑到整体“关怀和增益”,成员间的行为才是“伦理的”,因为家庭成员的行为涉及“血缘亲属的整个存在”[⑤]。因此,家庭既是自然的血缘关系体,也是实在的“伦理的共体”。

其次,黑格尔阐释构成家庭的实质。在他看来,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家庭,其实质是“爱”,这就是夫与妻、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爱”。家庭的爱是“自然形式的伦理”,是维系这个“伦理的共体”得以存在的“感觉”,它表现为(1)父母对子女,(2)子女对父母,(3)兄弟对姐妹和姐妹对兄弟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我只有抛弃我独立的存在,并且知道自己是同别一个人以及别一个人同自己之间的统一,才获得我的自我意识。”[⑥]

在黑格尔看来,(1)夫、妻的存在首先以“个别性”表现,这是“自然的,不是伦理的,所以它只是精神的意象和表象,不是现实的精神本身。”[⑦]然而,在家庭生活中,夫与妻的“个别性”必须服从家庭的整体性和相互性,夫妻关系不是完成于自身而是“在一种不同于它自身的他物中得到它的现实”[⑧]。婚姻,“作为直接伦理关系首先包括自然生活的环节。因为伦理关系是实体性的关系,所以它包括生活的全部,亦即类及其生命过程的现实。”[⑨]也就是说,“夫妻关系本身就是这种他物的形成,并在此他物的形成中归于消逝。而且,这种生成消逝世代交替……因此,夫与妻的相互怜爱(Pietät)混杂着有自然的联系和情感,而且夫妻关系的自我返回并不实现于其自身。”[⑩]夫妻关系是一种“相互怜爱”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伦理的关系。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这样解释:“婚姻的伦理方面在于双方意识到这个统一是实体性的目的,从而也就在于恩爱、信任和个人整个实存的共同性。”[11]他还在《美学》第2卷中强调,在夫妻的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12]

不过,黑格尔还考察了夫妻关系的法的意义问题。他认为,合法律性则是夫妻伦理生活的另一个实质性内容,婚姻走向现实就在于“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实际上,婚姻关系普遍地表现为“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必定会淡化了“一切倏忽即逝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主观的因素”[13],“否认了爱的伦理性,否认了较高的方面,即克制和压抑早已天然地含蕴在羞怯中,并由于意识达到更多的精神上规定而上升为贞洁和端庄。”[14]于是,夫妻之间的“爱”要通过“法”来完成。可见,法是夫妻伦理关系的现实基础。

当然,(2)父母与子女的伦理关系,既是自然的,也是法的。在血亲意义上,他们都还是生活在一个“伦理的共体”之中,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总“是以他物[子女]为其现实,眼见着他物成长为自为存在而不返回他们[父母]这里来。”[15]同样,子女对父母的伦理关系,即“子女对他们父母的孝敬”,则是经自己对父母和家庭的伦理关系的领悟而“达到自为存在和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16]。不过,父母与子女的伦理关系,即“相互的怜爱”又是法的规定。

(3)兄弟与姐妹之间伦理关系也是如此。在自然伦理的意义上,他们各自以一种自为的状态存在着,“既不是由一方给与另一方的,也不是一方得之于另一方的,他们彼此各是一个自由的个体性。”[17]由于他们“同出于一个血缘”,所以在这种关系中,姐妹“对伦理本质具有最高度的预感,但并不对它具有意识,并没使它达到现实,因为家庭的规律对她来说是自在存在着的、内含着的本质,它并不公开显现于意识的日光之下,而始终只是一种内在的情感和摆脱了现实的神圣事物。女性就是与这些家庭守护神(Penaten)联系着的。”[18]自家的兄弟,对于只是“一种宁静的等同的”[19]、本质上一致的“爱”,姐妹对兄弟的自我认识“是纯粹伦理的,不混杂有自然的[快感的]关系”[20]。这种关系在法的意义也是明确的。

再次,黑格尔把家庭关系的矛盾看作是家庭发展的内在动力。他认为,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爱”在家庭生活中既制造矛盾又解决矛盾,构成家庭生活的内在动力。家庭伦理要让每一成员在家庭生活中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孤单的人”,而是必须在彼此间构成相互理解和接受的“对象性”存在关系,“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别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21]同时,家庭伦理既维护家庭财产的共有又必须确认长子继承权。由此,黑格尔认为“爱是一种最不可思议的矛盾,决非理智所能解决的。”“作为矛盾的解决,爱是伦理的统一。”[22]家庭伦理保障每一成员都享有“生活的全部,亦即类及其生命过程的现实”[23]。每一个人都应当“根据家庭统一体”所赋予的生活权利,享受“在这统一体中的生活”[24]。即便原来家庭解体了,“人们的任性”获得自由了,人们还需要在“伦理的共体”中生活下去,需要组织新的家庭生活。而扩大了的家庭生活必然“让渡”为“市民社会”的生活。

最后,在黑格尔看来,构成家庭伦理的现实基础是家庭概念而不是家庭的财产和地产。他在回答“家庭是什么”时虽然把“财产和地产”看成家庭的一部分,但是“财产和地产”与其他要素一样不是构成家庭伦理的“定在”的现实基础。他认为,我们可以从“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和家庭的关系”上思考这一问题,法和国家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家庭生活的基础,这就是说,家庭的概念而不是家庭的实体本身能够构成家庭伦理的现实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黑格尔只是抽象地和唯心主义地揭示了“家庭伦理”的本质内容,一方面看到了家庭生活的自然性和伦理性、主观性和客观性、个别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他以 “绝对意识”本体论确证了一种唯心主义“家庭伦理”观。虽然黑格尔在世俗的法律视域中界说夫妻的法律关系和长子继承法的世俗基础,但是他却把“家庭伦理”的本质说成是“家庭生活”的概念,而不是家庭生活本身,他所讲的家庭生活是这种概念的自身活动,现实的家庭生活本身只是这种概念的现象学表达。既然如此,黑格尔的“家庭伦理”观必将遭遇马克思的批判和改造。

二  马克思解构黑格尔“家庭伦理”

马克思批判地解构了黑格尔“家庭伦理”思想的理论内容。黑格尔的思想是深刻的,却又是抽象的、颠倒的和唯心主义的,需要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获得合理的归位。

首先,马克思解构了黑格尔家庭生活的本质论,明确提出,所谓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婚姻生活中心的社会基本组织单位。而家庭生活、婚姻生活是由社会生产状况,而不是所谓的法和国家,更不是家庭概念来决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长子继承制是不幸家庭生活的总根源。所谓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基地。家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都受到物质生产劳动的制约。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家庭。”[25]“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6]这就是说,家庭伦理和婚姻伦理归根到底还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黑格尔“家庭伦理”观的哲学基础。黑格尔为了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虚假民主作合理化论证,在“绝对意识”本体论上试图确立国家生活对家庭生活的绝对权威,他必然是:(一)在“绝对精神”之中讨论,把“精神”、“意识”、“自我”看作是“家庭生活”的本质;(二)以市民的“政治关系”或“等级关系”为基础,把“伦理生活”看作是“等差级别”的生活;(三)其目的不是树立“家庭生活”的权威,而是通过对“家庭伦理”的自然性的考察来论证国家生活的绝对性和至上性。黑格尔颠倒了国家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关系,抽象地把前者规定为后者的基础,前者派生后者。

马克思同意黑格尔把财产和地产看作是家庭的构成部分,却反对黑格尔否定财产在家庭生活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在他看来,黑格尔看到了“财产和地产”是家庭的一部分,可是他对家庭中的财产作了非根本性处置,以长子继承权制度决定和支配家庭财产和地产,把它看作是财产和地产乃至整个家庭生活的本质规定。

在家庭生活异化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由于黑格尔颠倒了家庭与家庭概念的关系,把家庭生活的不幸归咎于人们的家庭意识的不合理,他看不到阻碍家庭生活走向合理化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反而把资本主义私有制、长子继承制度当作“家庭生活”的“最高存在”[27],而家庭生活反倒是它们的外在表现,人对财产和地产的依附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所以,马克思所说,黑格尔把家庭生活的“伦理观念的现实性”当成“私有财产的宗教”[28]。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推崇“长子继承权”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家庭生活的普遍本质。他认为,“长子继承法”破坏了家庭民主生活,是私有制的实体性表达。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现实冲突,就表现为家庭财产和地产与长子继承制之间的冲突,一方面,“私有财产的存在……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29]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仅仅是“生活的手段”而不是人的“生命活动”[30]。“财产和地产”,既是家庭成员的基本人权,又是家庭生活之基础。可是,它们却因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被“人格化”、“资本化”,成为控制人的现实力量。“家庭生活”也像“财产和地产”的异化一样,成为人的“自私自利的权利”,“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且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31]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家庭生活走向合理化的现实选择。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2] “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33]

其次,马克思解构了黑格尔的“家庭伦理”内容的实质,明确提出家庭伦理就是家庭生活,是自然伦理生活,是各等级人都普遍地经历的,它具有基础性意义,是充满矛盾的共同体生活,而亲情、爱情则是家庭生活的纽带。其一,马克思不同意黑格尔把自然伦理生活看作只是农民的生活,是以“土地占有”为条件的家庭生活,低于社会生活或国家生活(或政治生活)。他明确提出,“自然伦理生活即家庭生活。”[34]它是所有等级的基础生活。“既是市民社会中市民等级的伦理生活,也是农民等级的伦理生活。可是农民等级的‘家庭生活’不仅是家庭原则,而且也是它的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35]也就是说,自然伦理生活是对于每一位“现实的个人”而言,都是他们的生活原则,又是他们的生活目标。黑格尔的观点不彻底,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承认家庭生活的基础性,不等于认同它的低等级社会意义,也不能说明家庭生活就是纯自然的。第一,所谓“自然的”,就是“家庭生活”的“非自我意识”化,一是婚姻关系,二是直接的血缘关系,三是以家庭财产和地产为共同占有为基础。第二,家庭生活本身也是伦理的。它是维护家庭内各成员间关系的准则,实施家庭责任和义务的场所。第三,家庭生活本身是普遍的基础性。“基础性”与“低等级”不是一个意义上的概念,而“基础性”往往却能够发挥“根本性”、“决定性”作用;在“社会的”与“家庭”的伦理生活之间不是高低之分,而是作用和意义之别。

其二,针对黑格尔讨论的家庭生活中的“相互怜爱”,马克思给予合理评判。他认为,虽然黑格尔提出“‘爱’是家庭生活的基础、原则和灵魂”,但是他的确抓住了构成家庭伦理的一个实质性内容。不过,黑格尔所说的“爱”是“绝对精神”之爱,是自我意识的“自恋”,不是人们能够在现实的家庭生活中可以领略到的“人类之爱”。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的呓语中,“家庭之爱”是“缺少家庭生活的基础,即作为现实的、因而也是有效能的和决定性的原则的爱”[36]。黑格尔式的抽象爱情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缺少了爱情的家庭生活, “是没有灵魂的家庭生活,是家庭生活的幻觉。”[37]恩格斯在晚年探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关系问题时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立的爱为前提的;从这方面说,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绝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婚姻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38]恩格斯以婚姻生活为中心考察家庭生活,揭示爱情在本质上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了对对方的最真挚的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生伴侣的最强烈的感情。恩格斯主张,“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39],如果处于婚姻关系中的某人移情别恋,那就必须“约束这种天性”,以免把家庭生活搞的乱七八遭,陷入“无休止的悲剧冲突之中”[40]。真正的、符合人类现实生活要求的爱不是在绝对精神中、不是在自我意识中、不是在“爱”的概念中,而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只有这样,家庭生活才能成为“爱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其三,针对黑格尔的“德化生活”,马克思告诉我们:德化生活就是伦理生活,是爱的生活,更是实际地平等和自由的生活。黑格尔讨论的“德化生活”只是道德意识的生活,还不是家庭生活本身。黑格尔从“私法的意志”上承认市民社会中的“家庭生活”应当是平等、自由的生活,规定“德化生活”的主体是绝对精神,是“家庭”(其实是家庭的概念)。因而“黑格尔把私法和道德都阐释成为一类的抽象”[41]。家庭生活的现实表现就是道德化民主生活。一方面,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尘世存在物”[42],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有权利以“家庭生活”成员管理与参与家庭生活,享受民主化生活。所谓“民主生活”,就是自由、平等生活。在家庭生活中,“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43],以“不损害他人权利”为旨意的,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44]平等和自由地生活。

再次,马克思进一步解构黑格尔的家庭生活的抽象辩证法。马克思承认,家庭生活是充满矛盾的生活,是在两性结合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个体与整体生活、自然性与社会性、义务与责任的统一体,包含着生活的幸福和不幸福。第一,充满爱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不幸福的生活是缺乏爱的生活。而黑格尔只是考察了这种矛盾生活的概念(即在自我意识中的表现),而没有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状况,只是提供一种空洞的幸福生活的意识而丝毫没有讨论幸福生活的手段和状况。马克思曾在《论离婚法草案》中批评那些起草人不明白存在与意识的矛盾关系的实质而陷入黑格尔哲学的空洞幻想中,企图用空洞的幸福生活的意志和意识消灭不幸的生活状况。马克思说他们是“抱着幸福主义的观点”,“仅仅想到两个人,而忘记了家庭。”“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末它就会像友谊一样,也不是立法的对象了。”[45]在婚姻中,婚姻本身是伦理实体,婚姻的意志或意识只是对婚姻生活的反映。那些起草离婚法的人颠倒了二者关系,把现实的不幸福婚姻归结为不幸的婚姻意志和意识,幻想通过幸福的婚姻意识和观念就能消灭不幸的生活状况。

第二,在家庭生活中,自然性和社会性并存。家庭伦理是由其特定的社会关系属性决定的。人类家庭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婚姻家庭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到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结果,婚姻、家庭的伦理性也从原始的野蛮性、自然性提升到现代性、人性化和文化性。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从根本上决定着婚姻关系的演变,决定着人们缔结婚姻的动机、形式和性质的改变。马克思指出:婚姻、家庭生活“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就像他过去的那样。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我们可以推想:它还能更加完善,直到达到两性间的平等为止。如果由于文明的继续进步,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再符合社会需要的话,那就不可能预见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了。”[46]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特别强调,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家庭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社会生产本身的决定。不论人的自身生产上,即人类“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47]这种生命的生产,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有物质联系的”[48],还是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上,都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确证。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49]只有在社会中,人的繁衍才是伦理性活动。

第三,作为共同体生活,家庭生活是人的本质的实现。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50]而家庭正是这样一个共同体,融入众多个体的存在,家庭的共同体生活是人的真正的存在。每个人在家庭生活中恰恰能够获得“经常、直接、坦诚、长久”的展现。也就是说,生活本身是人的存在,家庭生活更应当规定为人的本质存在,是个人的个别性与家庭的整体性、精神性与实体性的相融生活,亦如黑格尔所说的家庭是一种“伦理的共体”。可以说,“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51]对于单个人而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2]家庭生活是个体与整体生活的统一。

第四,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义务与责任并存。马克思说过,“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无所谓的。”[53]家庭伦理要求每个成员对家庭所负的道德责任,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体现,义务与责任并存,使得家庭生活得以幸福和稳定,维系着家庭的存在。当然,家庭生活中的义务与责任也有一定的不对等和矛盾性,但它不应成为家庭解体的根源,而应当成为家庭发展的力量。合理地处理和调整家庭生活的义务和责任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极其复杂,但是关键在于每个成员都需要强烈的家庭责任感。

总之,马克思通过解构黑格尔家庭伦理思想,并在唯物主义世界观上使之主题化,重新确立了合理的“家庭生活”观。新家庭伦理观主张,建构一种自由、平等、幸福和充满爱的“家庭生活”,就必须实际地开展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长子继承制,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社会的生活状况。真正的符合人的本质存在的家庭生活是共产主义的家庭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4]

三  马克思的家庭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细胞,在社会发展和个人的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庸讳言,家庭生活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婚姻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形式,是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形式,担负着人类生活的基地,繁殖、抚育后代的人口生产的历史使命。联系到当前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马克思的家庭伦理思想启示我们,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生活,是现时代的主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任务。

第一,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家庭,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家庭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共同体,家庭生活在其本质上应当说是“和谐的”生活,是种种矛盾和冲突的“溶解剂”。这就启示我们,家庭所以成为一个“家庭”,就在于自身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兼容性,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家庭是一个“镝”组织系统,拥有独特的自组织结构和能量。可是,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离婚家庭制造了许多破碎家庭或单亲家庭。一些人变得家庭责任感不强、家庭意识淡漠、对亲情对他人冷漠、自私自利,甚至崇尚婚姻金钱化、情感物质化、生活虚无化、道德外在化的不正常生活。处于这种状态下,即使是一些非极端的矛盾和冲突,也会演变成不可调和的“极端”状态,家庭必将面临“解体”。现代人并非不需要家庭,家庭仍然给予人们生活力量和归属感,是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地。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家庭”,保障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平等、自由、民主、幸福的家庭生活,建设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第二,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从马克思讨论的德化生活思想中,我们发现马克思一再强调美德是家庭生活的规范和调节力量。他还在经济学研究中重申这一思想,提出,以道德尺度审视经济生活质量和水准并不矛盾,因为经济活动本身也是道德的。他说:“道德的国民经济学就是富有良心、美德等等。”[55]家庭美德提倡“自我克制”[56],要求孝敬父母,孝敬长辈,关心兄弟姐妹,团结邻里,帮困济贫,有责任心和包容心。这就启示我们,家庭生活是德化生活,需要以家庭美德为内在尺度。家庭美德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是对人进行道德教育的第一场所,是传播伦理道德的主要渠道,家庭伦理道德对一个人的熏陶和影响超过任何社会教育。……更具有说服力、感染力、亲和力和可容性。”[57]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家庭,需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在德化的家庭生活中,每个成员都应当是平等、自由地生活,享受到亲情的关爱;要做到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要反对没有家庭责任心、“六亲不认”、嫌贫爱富等不道德行为;要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要依法建设和谐家庭生活。

第三,要重塑家庭生活方式。所谓家庭生活方式是作为共同体的家庭为满足每个成员的需要而进行的活动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家庭生活也是人的一种本质存在方式。家庭生活方式在深层上塑造一个人的素质和涵养。这就启示我们,家庭生活方式是人们成长和生存的非常重要凭依。良好的家庭生活方式必然提高家庭成员的素质和品行。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和未来在社会上的发展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潜质。今天,现代人们生活在信息化、网络化、电气化和无纸化办公的社会里,过着较以往更舒适、便捷、高效和人性化的生活。可是,人们的家庭观念淡化了,家庭规模小型化,日常家庭行动简单化,传统家长制生活被民主化生活取代,个性化生活构成日常家庭生活的主题。因此,在重塑家庭生活方式中,要加强现代家庭观念的健康转变,不要围绕“吃、喝、穿、住”构筑现代家庭生活,而是协同社会交往搞好“社区”生活和文化建设,使“小家庭”生活融入到“大家庭”生活之中,在社区生活中,做到潜移默化地培养一个人的集体观、宽容心、爱心、协同和互助精神。

吴苑华,男,1965年10月,安徽庐江人,哲学博士,福建泉州华侨大学马哲所副教授(362021),上海复旦大学哲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200433)。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Family ethics : Marx and Hegel

Wu yuanhua

Abstract : It is Hegel who had once searched inside the investigated philosophy the ” home life” problem early, and put forward a set of abstract family ethics life view .Marx analyses this kind of home life view and reasonably criticizes its theoretical blemish, and at his owner materialism global view afresh establishes the ” family ethics life” view. He think that our home-life itself but not its concept becomes the foundation of just social life, and the realistic home-life is an unify of nature and ethic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nd happy life with the unhappiness. The happy home -life is just harmonious life, but the misery life in citizenry society comes from privately owned system in capitalism society. So, to open practically the communism exercise, and exterminate the privately owned system in capitalism society and labor with the alienation, people can establish the real family ethics life.

Key words : Family ethics, ethics life ; Life philosophy;Hegel ; Marx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6月,第176页。

[②] 同上书,第185页。

[③]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4月,第8页。

[④] 同上书,第8页。

[⑤] 同上书,第9页。

[⑥]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6月,第175页。

[⑦]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4月,第14页。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同上。

[1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6月,第178页。

[12] [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8月,第332页。

[13]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6月,第177页。

[14] 同上书,第181页。

[15]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4月,第14页。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书,第15页。

[20] 同上。

[2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6月,第175页。

[22] 同上。

[23] 同上书,第176页。

[24] 同上。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24页。

[28] 同上书,第128页。

[29] 同上书,第282页。

[30] 同上书,第273页。

[31] 同上书,第185页。

[32] 同上书,第297页。

[33] 同上书,第311页。

[34] 同上书,第123页。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同上。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75页。

[39] 同上书,第81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34页。

[42] 同上书,第173页。

[43] 同上书,第184页。

[44] 同上书,第183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47页。

[46] [德]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4月,第45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80页。

[48] 同上书,第81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301页。

[50] 同上书,第394页。

[51] 同上书,第395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19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329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85页。

[55] 同上书,第345页。

[56] 同上书,第343页。

[57]江苏省妇联调查组,“家庭伦理道德大裂变”[J],华人时刊,199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