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张志伟在我院做了题为《主义的自我调适――以康德、黑格尔为中心的考察》的讲座，此次为鹭岛哲谭第133讲。讲座由哲学系主任李忠伟教授主持，刘荣军、朱彦明、常旭旻、花威、张华勇等老师和近四十名同学参与讲座。

讲座指出，一个社会无论是已经现代化，还是正在现代化，或者即将现代化，“启蒙”都是必经的“洗礼”，而且还构成了其基础性的价值观念。但由于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启蒙的同时，进一步放大了启蒙的局限性，造成人们一边猛烈地批判启蒙，一边继续朝向被批判的启蒙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正如启蒙对传统的批判不仅激化了古今之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难题一样，后现代主义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如此。其结果就是：人们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是却被颠覆了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就是针对启蒙进行自我调适。其实，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一些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就分别提出了对启蒙的调适方案。康德对启蒙的调适主要在于，一是强调人类理性之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划清科学理性的界限；二是以实践理性弥补理论理性的局限，类似于以价值理性约束工具理性并为之确立理想目标；三是鉴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以超越性的理智世界乃至道德神学作为理性的最高理想。黑格尔则试图通过重建形而上学来实现康德调适启蒙的设想，弥合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并以此来遏制人类理性的不当使用。然而，人类理性毕竟是有限的，以有限理性充当无限理性的后果可想而知。更何况，启蒙所倡导的理性归根结底是一种科学理性，亦即工具理性。在一个科学技术的时代，一个失去价值理性指导的工具理性的时代，任何超越性的宗教或形而上学都会失去作用。就此而论，在启蒙自身中就蕴涵着虚无主义的因素，恰恰是启蒙自己颠覆了自己的根基。在当今时代，需要重新关注康德和黑格尔关于启蒙的自我调适，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追问启蒙之困境的根源，变不可能为可能。

讲座之后，在座老师和同学就相关问题与张志伟教授进行了探讨。

     张志伟教授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形而上学、德国哲学等。主要代表作：《康德的道德世界观》、《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主编）、西方哲学史（主编）、《西方哲学十五讲》等。所编教材入选各级别精品教材，《西方哲学智慧》、《西方哲学概论》等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市级教学奖项。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委员。